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大會上強調：“歷史告訴我們，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一支軍隊的力量，不僅要看其人數，不僅要看其武器裝備，還要看其紀律性?！眾^進強軍新征程，必須把紀律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1937年10月，新四軍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留在南方八省進行游擊戰爭的中國工農紅軍和游擊隊改編而成，成立時不過萬余人，卻在抗戰中作戰24600余次，日均作戰8.5次，牽制、消耗了數十萬日偽軍的有生力量，成功實現了由游擊兵團提升為能夠擔當重任遂行使命的正規部隊。不僅如此，新四軍還在烽火硝煙中30余倍地發展壯大了自己，創建了橫跨七省的華中抗日根據地，“成了華中人民的長城”。截至1949年10月，新四軍發展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12個野戰軍和一部分地方軍區，共40余萬人。新四軍高度重視紀律建設，以鐵的紀律凝聚起鐵的戰斗力，“成為黨領導下的一支鐵軍”。

充分發揮政治紀律的生命線作用

政治紀律始終被新四軍放在重要位置。遵守黨的政治紀律，最核心的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嚴明的政治紀律為新四軍在不同歷史時期、完成不同歷史使命提供了堅強有力的保障。

遵守政治紀律，以堅定的理想信念服務革命大局。紅軍長征之后，留在南方八省堅持斗爭的紅軍游擊隊，面對國民黨軍“掘地三尺”“斬草除根”式的“清剿”和屠殺，他們憑著對黨和革命事業的堅定信念，同國民黨軍進行了艱苦卓絕的生死搏斗。然而，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后，紅軍游擊隊員面對昔日的敵人，堅決服從黨中央的指揮，毫不遲疑地接受統一改編，化敵為友，共同抗日。在組建之初，新四軍就明確宣布三大政治紀律：堅決抗日救國，服從命令聽指揮，愛護老百姓、不違反民眾利益。在抗日戰爭中，新四軍始終以團結抗日、實現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的大局為重，以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重，堅決執行中共中央的戰略方針和全面的全民族抗戰路線，堅持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抗日戰爭勝利之初，黨中央為使國共談判成功，主動作出讓步，決定長江以南的蘇浙軍區和第7師北撤，新四軍將士雖然舍不得用鮮血換來的根據地，但他們堅決執行命令，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5萬余人悉數撤至蘇北。與此同時，由新四軍第5師和八路軍南下支隊等組建起來的中原軍區，堅定不移地執行中共中央牽制國民黨軍的戰略任務，以不足5萬兵力與國民黨30多萬兵力在中原地區頑強奮戰達10個月之久，有力地支援了華北、華東和東北的斗爭。他們以堅定的理想信念忠誠服務革命大局，為全黨和全軍贏得戰略主動，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交出一份嚴守政治紀律的滿分答卷。

遵守政治紀律，用黨性原則增強紀律意識。1939年2月，軍委總政治部接到新四軍第二屆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通過的《新四軍政治工作組織綱要草案》的文件。這份文件不僅沒有貫徹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精神，而且只字不提共產黨的領導，卻把蔣介石的言論、宣言變成材料，用來教育部隊。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嚴肅批評：“你們起草的政治工作條例是不妥當的。我們必須保證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一切減弱黨的領導與作用的企圖辦法，都應該堅決拒絕之。”并指出，“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仍舊是共產黨的黨的工作，并不因統一戰線的環境和戰區的指揮關系而有所改變?！?/p>

1939年1月，中央委派劉少奇赴河南省竹溝鎮建立中原局領導機關，負責指導長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蘇地區黨的工作，包括長江以北、隴海路以南四省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針對此時新四軍存在的軍事指揮權分散、不講政治、缺乏規矩意識等問題，劉少奇在新四軍中突出黨員干部的黨性建設，以此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強化新四軍政治紀律。

1940年6月30日，劉少奇在新四軍江北政治部舉行的慶祝建黨19周年大會上，作了《做一個好的黨員，建設一個好的黨》的報告。在這次報告中，他發出了振聾發聵、影響深遠的“四連問”：“你為了黨的利益、黨的發展與勝利，曾經盡了你何種努力？你預備怎樣在今后來盡你的努力？你是否曾經有過違反黨的利益之思想、言論與行動？怎樣才能在今后不會再有違反黨的利益之思想、言論與行動？”他在報告中指出，黨的領導對中國革命意義重大，要把黨建設好，黨員要做一個好黨員，要遵守黨紀，要勇于犧牲，要做一個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還先后在華中局黨校和干部會議上作了《論黨內斗爭》《黨的建設》《答宋亮同志》等一系列重要報告，從思想上、理論上武裝和改造廣大黨員，使新四軍指戰員黨性得到增強，紀律意識得到提高。

遵守政治紀律，新四軍領導率先垂范。新四軍軍長葉挺，雖然當時還未恢復黨籍，但他聲明完全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并到延安聆聽黨中央的指示，誠懇地表示：“今后，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堅持抗戰到底。”陳毅在擔任新四軍代理軍長之初就指出，“黨在本軍的領導，就是本軍特質的表現”“軍隊的黨化與正規化是無止境的，應當是：政治上保證黨在軍隊中的絕對領導，養成全軍服從黨領導的天性，執行黨的政策的完整性，執行命令的堅決性……”新四軍鹽城衛戍區司令員兼抗大五分校副校長洪學智曾回憶，在延安，他多次聆聽毛主席的教導。毛主席說，共產黨員和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必須堅決維護黨中央的絕對權威，毫不動搖。1940年10月，200個抗大師生，歷經山西、河北、河南、安徽，直到江蘇。過封鎖線、交通溝、渡衛河、過津浦路，迭遭日軍的“圍剿”、阻擊，最終到達鹽城新四軍軍部，未失一人一槍。因為每個人心存信念，堅信毛主席發展和壯大抗日根據地的科學決策，堅信黨中央對新四軍的正確領導。因此，這個戰斗集體有了堅定的信念和堅定的信心。

實踐證明，堅持黨的領導是所有新四軍各級領導的共同認識，也是革命征程中取得一切勝利的根本保證。

始終把嚴明組織紀律擺在突出位置

在新四軍的組建和發展過程中，黨中央一直高度重視新四軍的組織紀律建設。新四軍堅決貫徹中央要求，不斷增強軍中黨組織和黨員的組織紀律性，使黨的組織力、凝聚力、戰斗力在軍中得到有效發揮。

不折不扣貫徹落實黨中央的組織紀律要求。新四軍改編開始后不久，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南方游擊區域工作的指示》，明確指出，“在保存與鞏固革命武裝，保障黨的絕對領導下”，與國民黨駐軍或地方政權進行談判。當時，談判中時有摩擦發生，甚至一些國民黨地方當局妄圖通過政治談判，達到軍事“清剿”目的，如由何鳴任大隊長的閩粵邊紅軍游擊隊，經談判改編為福建省保安獨立大隊后，按照國民黨地方當局的要求，到漳浦縣城集中，結果被國民黨軍包圍而解除武裝?！昂硒Q事件”發生后，8月底，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致電張云逸，要求國民黨第12集團軍總司令余漢謀全部退回收繳閩贛邊紅軍游擊隊的人員槍支。中共中央再次指示南方紅軍游擊隊在談判改編斗爭中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國民黨的當，對國民黨的挑釁進攻，必須堅決自衛；在改編中要堅持黨和紅軍部隊的獨立性，“不許國民黨插入一個人”，拒絕國民黨派人任職。經反復周旋和不懈斗爭，南方各紅軍游擊隊至1937年11月底，與國民黨地方當局達成的第一條原則，就是保持共產黨組織和紅軍游擊隊的獨立性，保持共產黨對紅軍游擊隊的絕對領導，國民黨不得派人干涉。至1938年1月8日，國民黨最終核準共產黨提出的新四軍支隊以上的領導干部人選，這就在組織上保證了共產黨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

強化組織建設以加強組織紀律。黨的力量來自組織。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東南分局，主要領導東南各省和新四軍黨的工作。同時，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委員會新四軍分會，作為中國共產黨在新四軍的最高領導機構，保證中共中央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各級黨組織也都建立和健全起來，做到連有支部，團有軍政委員會和總支部，支隊建立軍政委員會和黨務委員會，形成了共產黨在新四軍中的組織系統。新四軍還在戰區和敵后積極建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到1939年上半年，在新四軍第一、第二支隊活動地區創立了3個中共特委、14個中共縣委，指導敵后地區共產黨的工作。

軍部在鹽城重建后，新四軍進一步加強了組織建設。建軍初期，由于受國民黨當局的限制，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員制度。新軍部在團以上各級都正式任命了政治委員，在部隊中進行了政治委員制度的教育。重申政治機關是軍隊實施領導的機關，與軍事指揮機關處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糾正各種不尊重政治機關的傾向。同時，共產黨員和黨支部在連隊公開，并積極發展新黨員，主力部隊共產黨員數通常占全體人數的40%左右。加強黨支部建設，推廣了第3師開展的創造模范連黨支部活動，強調發揮黨支部的領導作用和保證作用，發揮共產黨員的骨干作用。如此，完善了黨在軍隊中的各級組織，增強軍隊干部的黨性，充分發揮連隊黨支部的堡壘作用。全面抗戰中，新四軍傷亡將士8萬余人，其中50%為共產黨員。

嚴格執行請示匯報制度。全面抗戰初期，中央軍委即發布命令：“在新的環境中千百倍加重了共產黨對紅軍的領導責任……為此，在各級領導機關中，必須確立嚴密的分工與個人負責制，建立有系統的檢查和報告制度?！毙滤能娡M敵后，遠離中央，但一直嚴格執行請示匯報制度，通過隨時向中央請示報告，貫徹落實中央的決定部署。皖南事變發生時，劉少奇連續7天7夜守候在電報室，密切關注事態發展，隨時向黨中央報告戰斗情況。新四軍軍部重建后，更加主動的請示匯報保證了新四軍各級自上而下落實黨的絕對領導更加清醒、堅定。

嚴明群眾紀律密切與人民群眾血肉聯系

群眾紀律嚴明是新四軍的鮮明特質。蘇中著名士紳朱履先曾深有感觸地說：“無論何種軍隊的力量都好估計，唯有新四軍的力量是不可估計的，因為新四軍是建立在人民的基礎之上?！?/p>

牢固樹立群眾觀念，嚴明群眾紀律。成立之初，新四軍就極重視部隊的群眾紀律。1938年6月，新四軍軍部在行軍途中召開了全軍政治工作會議，要求部隊充分尊重群眾意愿，堅決實行不拉夫、不收款、不擾民的“三不”政策，要將增強群眾對新四軍的信任作為發動和組織群眾抗日的前提，提出“新四軍江南化，江南新四軍化”的目標。同時，軍部還對紅軍時期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進行了修改，制定了“三大紀律、六項要求和十項注意”，并頒布實施了《新四軍十條軍規》。1943年12月，新四軍政治部又制定了關于擁政愛民的方針，并公布《新四軍擁政愛民十大公約》。各部隊還運用連環畫、宣傳畫和說唱等形式，不斷地進行紀律教育。

回顧新四軍的歷史，可以發現新四軍每到一處，軍隊領導同志首先都要強調群眾紀律。1938年，陳毅先后在安徽南陵和江蘇溧陽召開了兩次干部會議，作動員報告。他操著濃重的川音說：“敵強我弱，形勢十分嚴峻。但困難多正好考驗鍛煉我們的意志。我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戰勝日寇的基本路線。取得廣大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是開展游擊戰爭的必要條件。而我軍模范的紀律，黨的政策的正確貫徹執行，戰斗的不斷勝利，則是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的中心環節。”陳毅同志還明確地提出，“我軍要想在茅山地區站穩腳跟，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即模范的戰斗，模范的紀律，模范地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開展擁政愛民運動，踐行黨的宗旨。新四軍在發展過程中，始終關注民生，把老百姓的冷暖安危放在心頭。新四軍政委劉少奇指出：“我們革命，不是為老婆、為吃飯、為出風頭，而是為人民群眾的解放。一切為了群眾，否則，革命則毫無意義?！?939年8月，濱海境內發生特大海嘯，1940年國民黨省政府曾撥款筑堤，然而低小的堤身很快又被大潮沖沒，不少人背井離鄉逃難而去。1941年新四軍第3師黃克誠建議由抗日民主政權阜寧縣縣長宋乃德率地方民眾修建擋潮大海堤。1941年5月，修筑工程動工，當時有民工近2萬人，一時糧食供應困難。黃克誠聞知后，決定將第3師新購置的軍糧6萬公斤無償送達工程現場，保證了工程順利進行。此番修筑的大海堤全長45公里，底寬21米，高7.8米，耗資百萬，均以鹽稅相抵，不用群眾掏錢；其間經費緊張時甚至新四軍臨時調撥軍費支持。新堤剛筑成，海嘯翻騰而至，水位較1939年海嘯還高20厘米，但大堤任憑海潮沖擊，始終屹立不動。為感謝新四軍和抗日民主政權的功德，地方人民把這條海堤與宋代范公堤并提相論，稱為宋公堤。工程結束后，修堤委員會向參議會、向群眾公布了全部修堤費用，共花費法幣516384元。所發行的60萬元公債翌年即由民主政府全部收回。上年國民黨省政府修筑的海堤，堤身比宋公堤小三分之二，堤長不足宋公堤三成，費用卻是宋公堤的4倍。無怪楊芷江先生感慨賦詩：“況復廉而明，高風不可躋。”宋公堤的修建，使廣大群眾和各界人士更加堅信新四軍是真正為人民大眾服務的。

嚴格執行監督懲處，堅守群眾紀律。對于執行群眾紀律的情況，新四軍各單位會派出紀律檢查團、訪問團到基層檢查對待群眾的作風問題，在行軍駐軍、生產運動中的群眾紀律問題等，發現的問題通過座談、聯歡、拜年、慰問等形式公開道歉和賠償。新四軍還將人民群眾的監督、檢舉權利以明確的法規條款確定下來。比如，1941年2月，淮南津浦路東各縣聯防辦事處公布的《抗戰時期施政綱領》中規定：建立便利人民之司法制度，并保障人民檢舉告發任何工作人員罪行之自由。1942年3月頒布的《鄂豫邊區施政綱領》規定：一切抗日人民有隨時隨地不論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務人員非法行為之權利。1942年5月至6月，新四軍頒布的《蘇中區人權財權保障條例》規定：所有公職人員出現濫用職權行為，導致人民權利遭受損失，任何人有權向縣級以上政府控告。

狠抓廉潔紀律筑牢防腐拒變的思想防線

新四軍一貫堅持廉潔紀律建設，狠抓反腐倡廉，走出一條頗具特色的廉潔紀律建設之路，積累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用法律制度建設筑牢廉潔防線。制度建設在紀律建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新四軍在加強廉潔紀律建設的過程中十分注重制度建設。1942年7月，劉少奇給華中局和陳毅的一封信中指出：“號召干部艱苦生活，實行嚴格的反對貪污浪費的斗爭。頒布嚴格的法令，來懲罰那些貪污浪費公款公糧及亂征民間馬者。為了整個革命的利益，我們不應該姑息那些官僚主義者及貪污浪費者。”在劉少奇同志領導下的華中局所轄各地，陸續制定完善了供給標準制度、物資管理制度、軍費預決算制度、審計制度、懲治貪腐條例等廉政制度，正是由于各項配套制度的建立健全，新四軍內部從根本上減少了貪污腐敗現象，養成和保持了廉潔的良好作風。

以艱苦奮斗精神涵養廉潔意識。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厲行節約，不僅是新四軍在物質條件極為匱乏的情況下堅持抗戰的重要舉措，也是新四軍為防止腐敗滋生、涵養廉潔意識的重要手段。從1941年起，抗日戰爭進入最艱難的時期，日偽頻繁“掃蕩”“清鄉”，國民黨頑固派逆流涌動，加上連年災荒，部隊供給十分困難。新四軍一方面采取措施，精兵簡政，開展大生產運動，克服困難；另一方面，艱苦奮斗，厲行節約。1942年7月20日，劉少奇在給華中局和陳毅等的信中強調指出：“號召干部艱苦生活，實行嚴格的反貪污浪費的斗爭。”這年，新四軍第3師換新軍裝時，指戰員們發現與以前相比，新軍裝上衣的翻領沒有了，四個口袋變成了兩個；軍帽上的帽箍沒有了；肥大的褲腰也變瘦了。當地老百姓看到也很奇怪，覺得這些本來穿著就很“土”的新四軍更“土”了。為此，黃克誠師長專門在大會上解釋說：“我們還必須精打細算，繼續開展節約運動。積少可以成多，積水可以成河，去掉軍裝土的帽箍和翻領，對我們沒有什么障礙，可對人民卻有很大好處。一個帽箍和翻領，用布不多，但幾個、幾百個、幾萬個，就可觀了，就是好多匹布，這不是可以大大給蘇北人民節省一大筆錢嗎？我們大生產要搞好，節約也要搞好，生產與節約要同時進行，把它們結合起來，才能解決我們的供應困難，才能更大地減輕蘇北人民的負擔。”

以多種方式方法常抓廉潔教育。新四軍還注重通過會議、整風運動、辦報、演出、輪訓等形式，將廉潔教育融在日常、抓在經常。新四軍軍部重建后，連續召開了三次重要會議，會上都提出了嚴肅黨紀軍政的要求。1942年4月下旬，新四軍開始整風學習運動，團以上干部側重于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營以下干部和士兵，則主要進行形勢教育，聯系身邊的不良傾向，向貪腐思想和行為開火。軍部重建后，華中各根據地各區黨委、特委、地委、縣委，新四軍新改編的7個師以及所屬各旅、團都創辦了自己的報刊。通過創辦的報刊，以反腐懲貪的案例為警示，弘揚清正廉潔、模范遵守紀律的先進事跡，使廉潔紀律更加深入人心。